我的老师Giàu先生简直就是艺术家和作家中的传奇人物宝库。有一天，一位作家对我说：“关于艺术家和作家的轶事已经‘泛滥’了，可惜没有关于科学家的轶事！”我笑着说：“多着呢！”然后我讲了一大堆关于Giàu先生、Mai（Đặng Thai）先生、Thảo（Trần Đức）先生、Đào（Duy Anh）先生、Tường（Nguyễn Mạnh）先生、Huy（Cao Xuân）先生……的轶事。他们都是大学里直接教过我的伟大人物。Tô教授听了这些故事后非常高兴，他对我说：“把它们写下来，我负责出版，别担心！” （杜教授是越南民间艺术协会的总书记兼党委书记，所以他有权力、有钱，而且不像我一样害怕“失去原则”。）我懂得很多，但我只是“口头传授”而已……
陈文娇教授
但今年（2001年）既是我的老师Giàu先生诞辰90周年，也是历史系成立45周年，而我的老师正是历史系的创始人之一。因此，我写下这几行字，以“报答老师的恩情”。我并非他最忠实的学生。那个人应该是丁春林教授，或许还有后来的阮德士先生和邓辉文先生，他们与丁春林教授合著了许多关于越南近代史和当代史的著作，这些著作曾是河内大学历史系的教材。
我对占星术略知一二，本想悄悄打听一下大师的出生日期和时间，以便预测他人生中的“起伏”（谁有真才实学，又有谁不曾经历过20世纪越南乃至世界动荡不安的岁月呢？）。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陈黄溪黎春花先生就“恭敬地”赠予我一幅书法作品，上面引用了谭阮维春陈碧山的一句诗，我非常欣赏这幅作品，并一直将其装裱在玻璃框中，摆放在我的办公桌前。
没有经历过艰辛和逆境的人永远不会富有。
（粗略翻译：没有经历过苦难和逆境的人，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才能？）
但我生性乐观爱玩，还在办公室里挂了一幅潘锦祥的书法作品，上面有一首胡志明主席的诗，我也很喜欢这首诗：
故事平静地展开，如同日月运行一般。
（粗略翻译：悠闲地工作了整整五个月）
也许我的老师 Giau 先生就是这样：经历了人生中的种种风风雨雨，他依然沉着冷静地工作。
即使到了如今的高龄，Giàu教授仍然想写一本全面概述越南反殖民斗争起伏历程的著作。他身上那种革命马克思主义精神——我有时觉得这种精神“有些过头”——似乎已经深深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
2000年，河内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原河内大学）历史系荣获“英雄单位”称号。我们诚挚邀请来自西贡的Giau教授前往河内参加授勋仪式，接受这一光荣荣誉。我们还听说，Giau教授也像资深教授Vu Khieu一样，被国家授予“劳动英雄”称号（Vu Khieu教授在抗击法国殖民侵略时期曾是Giau教授在地方层面的下属）。
焦教授身体虚弱。我们尊敬的那位女士——每次我们去温室拜访她时，她总是和蔼热情——病情更重。尽管如此，她还是来到河内，来到历史系，与我们分享喜悦。
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大声喊了三声：“快点，陈文娇教授！”整个大厅里成千上万的人都和我一起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庆祝活动结束后，焦教授邀请几位高年级的学生第二天到首都一家大酒店请客。我勉强婉拒道：“您能来拜访我们，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明天，请让我们来请您吧。”焦教授坚持道：“明天我请大家！”说着，他迅速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沓绿钞，语气坚定地说：“我这儿有钱，还不少呢！”潘春边博士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胳膊，眼神仿佛在说：“你得听教授的！”我立刻改口道：“哦！焦教授真是太有钱了。我们非常高兴您请我们吃饭喝酒！”焦教授语气缓和下来，脸上露出笑容：“我虽然不算富有，但也过得挺滋润的。” （在南方，有一个人名叫陈文卡，还有一个人——他与我的教授的理念不同——名叫陈文林。但这个名字很有“越南南方”特色。）
第二天早上，我们几十个人准时在约定的九点钟到达了东盟酒店。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等着焦教授。他的车过了很久才到。大约一个小时后，潘春边博士和阮文历（他们也是我的学生——我们历史系有五代以上的老师）送焦教授到了。我们不停地拍照。
然后我们静静地听着贾乌先生讲话：
这次河内之行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了（我心想：教授，还没到最后呢！）。我来这里有两个目的：昨天，我庆祝了历史系的英勇事迹，并祝贺各位教授荣升为成熟的成年人。今天，我去拜会了胡志明主席。他哽咽了，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我和许多同学、同事都低下了头，泪流满面。我从小在一个爱哭的家庭里排行最小。我的一位历史系博士生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她的母亲——一位中共中央前委员的遗孀——哭着走过来，说：“这是我们家第一个博士，可惜她父亲已经不在人世，无法亲眼见证这一天……”我不是党员，但泪水还是夺眶而出。
继续谈到Giàu教授，他说今天胡志明主席陵墓关闭，他跪在外面致敬……我一生中只有两位真正的老师：一位是赫赫有名的胡志明主席，另一位是默默无闻的历史。至于我和这里的其他教授，比如那边那个叫Vượng的（这是Giàu教授第一次亲切地叫我“那个人”，他叫了三四遍），我听说他教得很好，学生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我们只是讲师，不是老师（此处“老师”一词需大写）。
我和几个年纪稍长、胆子更大的学生回复了Giàu先生：
- 您所说的是一回事，我们非常感谢您独特的想法，但我们希望以“老师”（大写）的尊称称呼您。
事实上，完全与Giau先生无关，他当时在西贡，我在河内，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意见交流。在我为庆祝两千周年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我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无条件地尊重两个人：
人民
胡志明主席
我非常感谢《人民军报》敢于将我——曾经的焦老师的学生——的想法印在纸上，正如俗语所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锅必有其盖”。
我和老师平静下来，又恢复了笑容（庆祝的宴会就应该充满欢乐，不是吗？老是哭哭啼啼、一本正经的？）。我很好奇算命先生是怎么“挖出”老师的黑历史的。
先生，您出生于陈海年（1911年），与黎德寿先生同年？
是的，我觉得他跟武元甲年纪差不多……
不，我绝对肯定武元甲将军以及“范文同先生”的出生日期与中央组委会的传记文件中记载的日期不符！那么，教授，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时候？
直到那时，在彼此认识和亲近四十多年之后，Giau老师才最终“揭露”了真相：
我不知道！而且我的名字（Giau）甚至都不是父母取的。我来自隆安，父亲是村长，家境富裕。我出生不久，有一天父亲在街上遇到一位村长。寒暄过后，父亲说：
- 嘿，我妻子刚生了个男孩，你把它记在账上，好吗？
说完这些，他就离开了。香博先生回去查看了登记簿，记下那天是我的生日，至于名字，他认为我家境富裕，所以随意地在登记簿上写了陈文娇。
大家都感到惊讶，并开怀大笑……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2001年，越南历史学会的两位名誉会长——武元甲和陈文玥——在90岁生日时，受到了许多协会、朋友和学生的庆祝。
那只是社会“习俗”和“感觉”而已！
我是在1945年八月革命后，也就是我当少先队员的时候，听说了陈文耀先生的事迹。当时他是南方抵抗委员会主席。我听说他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与铁托先生（南斯拉夫领导人）和多列兹先生（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参加过“领导人培训班”，而且他的成绩甚至比他们都好……
1950年，我家有一本陈文耀先生的石印书，书名是《越南共产党——越南的知识分子、意志坚定、荣誉之党》（可能是我父亲带回来的，他当时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党员）。这本书由第三区《九国报》的总编辑作序——我记得他叫阮俊——开篇第一句是：“整个东南亚，人人都知道陈文耀先生，也都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这本书后来受到了批评，因为当时印度支那共产党正处于转入地下活动状态。然而，早在1945年11月，陈辉柳先生——我后来与他关系非常密切，我一直称他为“老师”——就代表印度支那共产党在河内大剧院宣布，印度支那共产党将解散，加入民族团结阵线（这很可能是胡志明主席的巧妙策略）。虽然有明和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然有一个由张征先生担任主席的“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协会”。我从1950年起就加入了这个协会，当时我只有16岁。我的哥哥姐姐们比我先加入协会，后来他们都成了共产党员。
1951年，我第一次远远地看到了演说家陈文耀的脸。当时他应邀在清化著名的蓝山中学（原名道维子中学）演讲。那时，他似乎已经辞去了国家新闻局局长的职务（为苏友让路），被派往清化从事某种知识分子动员工作（我当时还在蓝山中学读八年级，怎么会知道呢？你应该去问问当时的蓝山中学党委书记武春霸先生）。我和同学们认真聆听，校长段农先生（段琼教授的父亲，段琼教授是一位数学教授，也是我的好友）会在“季节性假期”（在抗法战争期间，没有暑假，只有稻谷成熟时的两个季节性假期）期间，把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学生（我们是从河内和顺化疏散到清化，在清化学校就读的学生，因为我们不是农民的孩子，无法帮父母收割庄稼）聚集到清信村（清化省寿春县）附近的一个小哨所，教我们法语。至于数学，则是由交通运输和公共工程部副部长邓福通先生（邓春怀教授的父亲，邓春怀教授也是我们的同学）来教我们。
（当时，从 1950-51 学年开始，越南教育转向苏联模式的“九年三级普通教育”，教育部下令取消法语和英语课程，而我从童年到 1950 年中期一直在学习这两种语言。）当时，我们很多英语和法语老师都失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叛逃”了（去了临时占领区或去了国外）。
不知何故，和我一样也是非党员的段校长非常喜欢陈文耀先生，经常邀请他来给我们讲课。陈先生欣然应允，但总有些事情让他迟迟无法前来。他当时正忙于编辑和印刷在清化出版的《抵抗知识分子》杂志，我的“巴哥”经常会看这本杂志。我和巴哥住在一起，就像他的义兄一样，和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吃饭生活。他忙于教学和党务工作，所以经常不在宿舍（当时清化的人不收房租，他们通常把房子让给我们吃饭、学习和教学）。
当时还没有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服从胡志明主席的命令：“全部上前线——全部胜利！”“抵抗文化化——抵抗文化化！”（多么美好的口号啊，而唯一的恐惧是“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想必经过一番准备，陈文玥教授在清化省创办了一所预科大学，随后又创办了一所“高级师范学院”，由五位知名人士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管理：邓泰梅（此前，邓教授和曹春辉教授曾在1949年开办过一所文科大学，约一年时间，招收了数十名学生，如孙嘉银、阮泰干、武春霸、阮德南、邓氏行、黄如花……（我的记忆力不太好，只记得这些，如有遗漏，敬请谅解）、阮叔豪、阮孟祥、陈文玥（同时也是党委书记）（还有一位我记不清名字的人，我记得好像是第三区党委委员邓春绍，他来清化看病，陈文玥教授把他介绍给我们学生，说他是学校的“政治人物”……）政委）。此外，还有不少知名教授，来自文学院的有：曹春辉、陶维英、张秀……来自自然科学学院的有：何德连、福德图……
虽然名义上是五人董事会，但实际上组织和做出所有决定的是 Giàu 先生。
在教育部强迫我们参加“九年级补习班”并自学之后，我经常偷偷步行五到七公里，到桥基和丹台的集体宿舍去“旁听”（抗战时期，夜间学习只能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如同萤火虫一般）。有一次，一位老师——我记得是张秀老师——在讲授陈友通的诗作《巡视稻田》（这首诗的获奖作品是《世界和平》）时，发现有个“陌生人”在偷听。当时我正蜷缩在邓清黎老师、阮廷珠老师和黎德南老师中间，他们都是我的“高年级”学生。但我“羞愧地”低下头后，老师只是敷衍了事。毕竟，当年，当秀洛老师还是个放猪的小学生时，他都偷偷溜进来听课，我又怎么能呢！
但到了 1953 年，当 Giau 教授决定开设第二所大学预科班时，我报读了数学和物理系。 （实际上，我父亲从河内临时占领区寄来一本法语数学教材，还有我那副“酷炫”的眼镜，我和邓春怀、段琼……以及老师/兄弟段周龙、郑玉泰（在工程师邓福通因肺结核去世后——当时我们被要求只能称呼年轻的老师为“兄弟”。多么奇怪！），几乎完成了普通数学课程。阮卓教授（后来成为河内师范大学的阮卓教授）对我说：“王擅长文学和历史，但学习文学和历史很难，需要‘天赋’，而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数学和物理。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但我——尽管我很喜欢卓教授——他教文学，讲文学课也讲得很好——并没有改变主意。但是后来……“我反思，一切都在……之中。”天意。”
无论是命运的安排还是“领导的‘提拔’”，结果都一样。
当时有一种习俗，高级官员有权送一个孩子出国留学。
当时我父亲是跨区域的高级官员，曾在中央接受政治培训，师从胡志明主席。我在蓝山中学成绩优异，颇有名气，积极参与学生会和民族救国青年运动。我获得过许多证书和奖项，但也常常因为傲慢、固执和浪漫的性格（比如“校园恋情”，男女牵手之类的，都是些以后才会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而被人嘲笑。我把所有证书都寄给了住在第三区的父母。
我父亲（我称呼我的父母为“叔叔和阿姨”——一种殖民地城市风格）从第三区给我打来电话（我父亲住在第四区）：“立即前往 Nho Quan 的 12 公里处，到 Pham Le Bong 种植园去见你的叔叔，然后去留学”（意思是出国留学）。
我的一些朋友（比如1922年去世的潘桂环）也有这类文件，但他们把它们藏了起来，因为他们更喜欢跟随Giàu、Huy和Tường教授学习文学……
我，作为一个“固执的傻瓜”，把电报拿给朋友们看，说：“为什么不派我这个好学生、好官员去国外留学，而要派我父亲的儿子去呢？我不去！”这件事传到了焦先生的政治助理陶文岩先生的耳中。
1953年，蛇年，一个美丽的秋日清晨，对我来说却阴沉沉的。南先生走进我的教室。教室位于清化省一栋五间茅草屋里，屋主是一位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农民（后来在土地改革中“降级”为地主）。我的老师阮孟祥教授，拥有两个博士学位，仍然郑重地称之为（抵抗）大学的大讲堂。南先生郑重地说：“下课后，我请‘同志’（在那个年代，“同志”一词有着非常神圣的含义）陈国旺来和董事会开会！”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学生是否害怕他们的教授、校长和主任，但当时，甚至之后，尽管生活在民主共和国时期，我仍然非常“害怕”那些主任。我的老师Giàu教授和Đặng Thai Mai主任都非常优秀，但他们也很专制，带有父权色彩。同样，我的前任上司Đào Duy Anh教授也非常优秀，但他同样带有父权色彩。他几乎不希望我们在任何事情上与他们意见相左！
放学后，我沿着楚河堤岸走了三公里，到达了主任办公室——那是一栋相当漂亮的三室茅草屋，位于灌溉渠岸边，就在克桥旁边。
阮庆丹叔叔——作家阮俊的（亲）哥哥，曾在法国殖民时期在西贡开办过一家出版社——庄重而亲切地指引我去了主任办公室。那里只有焦先生一个人。
我笔直地站着——因为老师没有给我安排椅子坐——他总是说：
“你还挺有本事的，是不是？你不想靠你父亲的影响力，是吧？好吧，我会把你调到文学院，让你负责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还要负责文学、历史和地理这三门学科。如果你还想学数学，那就离开我的学校，去中国，比如跟黎文添教授学习。我可不想跟添教授或者康图姆教授竞争……”
我一句话也没争辩，就回家了，沿着堤坝走了几公里，望着天空和水面，肚子咕咕叫，心里沉甸甸的。年轻气盛的“骄傲”瞬间爆发：我才不管呢，我学什么都能学完。于是，我选择了文学专业，当上了学生会常务委员，负责学生事务，尤其负责文艺活动。蛇马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告别了数学和物理，逐渐适应了文学、历史和地理，这些都是我高中时非常擅长的科目！
所有学生的第一堂“入门”课——文学和科学——由主任陈文耀教授主讲。
我清楚地记得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棕色丝绸奥巴（越南传统衬衫），那是胡志明主席在1947-1948年初送给他的。在1954年10月10日河内解放前的三年里（1952-1953年），他在大学里一直穿着这件越来越破的衬衫。有时，他甚至会坐在桌子上讲课，而不是坐在椅子上。
Giàu教授在Đình Ngò（吴舍-绍和-清化）为我们大约100名学生所做的就职演讲（在西方被称为Lecon inaugurale）非常简单，这是教授本人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的内容：
大学 = 自学
我不知道曹宣豪、文谭、武廷居、潘辉黎……以及其他同学是怎么想的。但我真的非常震惊……
因为我以为，经过 10 年的高中学习，以大学生的身份而不是高中生的身份来到这所学校，我会对“智者的几句话”——也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言论——有更深入的了解。
谁能想到……其实我们早就很熟悉自学了。
后来我才真正理解陈文耀大学教学方法的精妙之处。（他曾就读于法国图卢兹大学，后又在苏联东方大学深造。）后来，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部部长谢光宝在学年伊始发布的指示措辞更为温和：“将教师培训过程转变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
这所大学的战略口号既优秀又正确；可惜的是，许多师生后来未能将其付诸实践。如今，许多学生在攻读学士学位的过程中显得相当消极被动。学生的外语水平也令人担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使用越南语书籍和报纸，或者使用越南语译本。在我们这代人，十八九岁的时候，进入预科大学和大学就至少需要掌握两门外语。更不用说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们还要学习俄语、汉语或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语言。
焦教授和文学院（哲学、文学、历史、地理）的其他领导甚至让我们学习古典汉语和一些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磨练我们的逻辑和数学思维能力……
在预科大学，焦教授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每次写完课文后，都会用石版印刷，然后互相传阅学习。1955年回到河内后，焦教授修订了课文，并委托建设出版社用机器印刷。助教詹特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我们当时已经有了恩格斯的法文版《反杜林》，所以我们逐章阅读，并在课堂上进行汇报。遇到不懂的地方，我们都会向焦教授请教。
在大学里，学习总是与提问密不可分。后来，我们甚至还学习了胡志明主席在1948年越北阮爱国高级党校开幕式上讲授的“4H”原则：
学习 - 提问 - 理解 - 练习
（后来我才知道，在据说是曾慎大师所著的《大学》一书中，有一句话是：“广学多问，慎思细想，勤勉实践。”）
焦老师去越北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一个月都没回来。在家，陶维英老师主要教越南古代史。这时，焦老师正患肺结核。陶老师只上了几节课；临走前，焦老师悄悄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和陶老师商量过了。你每周都要尽量去陶老师家（离家几公里远），听他讲课，认真记笔记，仔细学习，然后再把学到的东西汇报给大家。”
1956年后，我正式成为道教授的助手。和往常一样，道教授在写作期间饱受咽喉痛、支气管扩张的折磨，经常住院。我每周都会收到道教授的教案，代替他“授课”（需要说明的是，我是“按照道教授的教案授课”，而当时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包括道教授的儿子道世雄和涂池……）。
1956年夏天，文学院全体教授前往苏联和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焦教授把我和丁春林叫到一边，只跟我们说了一件事：
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学习，无论是独自学习还是邀请别人来和你们一起学习，都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是你们绝对不能逃课。
我和哥哥讨论后，邀请了革命家（陈辉柳、杨白梅……）和军事领导人（陈文光、黎光道、宋浩……）代替焦先生讲授革命史和抗战史。
那时情况与现在不同。当我们提到“在文学院任教”时，那些教授们犹豫不决，我们费尽口舌才勉强同意演讲（有些人甚至写了教案，草草记下几句话，但大多数人都是即兴发挥）。杨白梅先生是焦先生的挚友，他最热情地接受了邀请，并且坚决不肯乘车。他从庄氏街的越苏友好协会总部步行到黎圣宗街19号的越南大学讲堂，慷慨激昂地讲述了越南南部的革命形势和抵抗运动。
回首往事，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许多小小的“不幸”，但也拥有巨大的“幸运”，有机会与越南革命和抵抗运动的“伟人”们交流学习。Giàu教授和Liệu教授堪称现代越南革命史学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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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历史与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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