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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良之梦

星期六 - 2015年2月14日 10:00
当我得知黄良先生必须去医院急诊室的消息时,我震惊不已,他的情况非常危急,很可能活不下去了。我默默祈祷,希望他这次能再次战胜死神,就像几年前两次战胜死神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曾对许多同事说过,一旦经历了死亡,死神就不会再呼唤他的名字。但这次似乎并非如此。今天早上,我收到更多来自学生和同事的消息:黄良先生深度昏迷!我哑口无言,在这生死关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然后,该发生的事情不得不发生。2015年2月13日,星期五,下午1点15分,一颗曾经对家人、朋友、同事和一代又一代学生充满爱的心,停止了跳动。他辞世之际,仍在勤勉筹备出版一本总结自己四十年科研训练工作的书,庆祝自己七十岁生日。就在几天前,在他指导的研究生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谈到官贺民歌的独特之处以及如何传承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时,他的声音依然充满热情。回想起那天他最后的身影,我突然感到热泪盈眶。他的一生,如同慢动作电影般,缓缓浮现在我的记忆中,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仿佛就在昨天。对我来说,他还活着,对着每个人灿烂地微笑。
Giấc mộng Hoàng Lương
黄良之梦

我在民族学系工作的时间比黄良晚几年(他1976年毕业于河内大学历史系16班),但就年龄而言,我正好比他小一个生肖。他出生于1944年12月7日,属猴,他的命运是活水他的七十余年人生,如同他与生俱来的命运,是一个“水流”。他的名字也很特别。“黄良”在汉字中意为“金鸡”。这个名字与唐代的一个文学典故有关,即“梦见黄色的谷粒”对生命的意义有着深刻的启示。

我至今仍记得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他淳朴、诚实、平易近人,而且相当开放。在历史系工作的最初几年,他的世界只是宿舍里的一个小角落。在那有限的空间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书架,上面总是摆满了当时非常流行的言情小说,比如《牛虻》、《名利场》、《教父》、《百年孤独》、《荆棘鸟》vv 他从事民族学研究,但可能也热爱文学。他自认为是个浪漫的人。他喜欢吹笛子,唱情歌。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去沙巴的时候,他仍然会在午夜徘徊在街头,站在番西邦酒店(殖民时期留下的)旁陡峭的马路中间,唱着歌。西北情歌,我陶醉其中,几乎忘记了回家的路。知道他爱美,我去荷兰工作时,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郁金香,模仿着少女的轮廓。这张明信片他珍藏多年,放在书架上,每次朋友来访,他都会拿出来炫耀,当作一种优雅的爱好。但他同时也是个非常务实的人,厨艺也很棒。在发放补贴期间,他总是懂得节省每一粒米,这样月底就不用像我们这些孩子一样,到处借米吃,吃白饭。当时大多数教职工的全部家当不过几套衣服和一张铺着薄垫子的小床,而他的床上却总是堆满了泰式毯子、枕头和床垫三件套。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妻子从乡下来的,他用它们来感受妻子的爱和家乡的味道。

从部队回到民族学系后,我和他更加亲近了。当时,历史系的单身汉们经常聚在他家闲聊,这是他们的习惯,而这些话题,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最终都会回到爱情、女人以及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上。有时,在这种闲暇之余,也会有一些小争论,他常常会无视其他意见,坚持自己独特的观点。80年代的社会生活熙熙攘攘,熙熙攘攘,但他似乎依然对世事漠不关心,不爱争权夺利,常常知足常乐。他经常借出自己的战伤残证,帮助别人购买生活补贴。有时,他会亲自骑着自行车去排队,帮这帮那,哪怕只是几斤肉、一斤鱼,或者一块豆腐。也有些人不喜欢他淳朴淳厚的性格,但他都视而不见。身为泰族,又是一名战争伤残军人,他本可以利用这些优势,像河内理工大学当时的大多数年轻干部一样,争取到一份国外的研究职位,但他没有为此四处奔波、争先恐后。有人说他傻,他笑着说,自己一生都不知道什么是傻,什么是智。或许,他一生都在等待某种公平,并且相信世间真的存在公平。在辩论中,他热情坦荡,但往往选择妥协,而不是为自己争取更好的一方。临近退休时,他被授予优秀教师称号,他欣慰地认为,这也是国家对他为教育事业所做贡献的认可。

在民族学系的过去和今天的人类学发展历程中,黄良在管理、培训和发展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系主任,他担任了两届,并非像他常说的那样靠“花招”来管理,而是凭借真诚和热情。跟随他学习民族学的几代学生都感同身受,他怀着对专业的热爱授课,并将这份热爱传递给了学生。许多学生坦言,他们之所以走上民族学这条路,是因为听过黄良先生的课。这与一些自认为教学经验丰富,却仍然拿着几十年前的旧笔记讲课的讲师截然不同,他们每次上课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读给学生抄写,让学生对这门学科感到灰心丧气。黄良在教学生涯中,努力发掘有天赋的学生,鼓励他们走上科学之路,才有了今天像张玄芝和阮氏秋香这样才华横溢的人类学博士。他们两位都获得了欧美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在他们心中,一定不会忘记第一位让他们热爱这份职业的老师——黄良。或许,关于黄良的大学教学方法,还会有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每堂课都要围绕某个知识单元进行准备,老师上课时只是把这些知识单元讲解给学生听。但黄良很少遵循这种刻板的模式。他始终坚信,并坚持自己的方式:老师在课堂上不需要展示自己的学术知识,而是可以通过提出科学的建议,激发学生对所讲问题的热情,让他们自己探索新的知识领域。即使退休后,他依然坚持教学,并非为了赚取微薄的薪水,而是为了满足自己与学生沟通的热情,将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传递给他们。我坚信,他是一位热爱教师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老师。

黄良副教授博士前往西双版纳考察(中国云南,2009年8月)。摄影:阮文政。

越南人类学史也需要铭记黄良副教授的贡献,他是民族志研究方法向人类学研究方法转变的先驱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在学术创新运动的浪潮中,黄良副教授作为系主任,亲自启动了一项民族志创新项目,将人类学方法引入历史学院民族志系的研究和教学中。然而,他的观点遭到了强烈反对,甚至有人对他嗤之以鼻,低估了他的努力。有人甚至嘲笑他,说他不切实际,要求在自己尚未掌握的领域进行创新。也有人质疑,世界上是否存在一门名为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科学学科。尽管黄良的提议遭到科学委员会的断然拒绝,他一度陷入困惑,但他并没有气馁。他与同事商量,给世界各大高校几位著名的人类学教授写信,请他们帮助解决与人类学有关的问题。其中,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梁文希教授回复了诚恳的评论,使黄良更有信心坚持说服同事支持他的建议。如今,距离黄良提出将历史学院的民族学专业向人类学研究方向改革已经过去了20多年,我们看到越南大多数重点大学都设有人类学系,而且这个专业已经正式列入从本科到研究生三个层次的培养计划。我相信,现在黄良可以在坟墓中微笑,因为在他返回永恒世界之前,他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从他开创的这个专业毕业。

作为研究人员,他发表了许多科学论文、教科书和专著(泰国图案(1988),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与民间信仰(2002),习惯法与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2004),越南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2005)等,但黄良仍然认为自己只是个“假”科学家。据他所说,历史学院的培养计划只在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教授几个民族学课题,之后学生要实习撰写毕业论文。他说,这种体制培养的只是些半吊子的民族学家。然而,他属于那种全身心投入科研的人。作为一名民族学专业的四年级学生,他选择以研究拉池族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这是一个人口稀少的民族,居住在河江省偏远的高地。20世纪70年代,这个民族的人口不到1万人,主要居住在新满县和黄旭皮县两个高地县的偏远村庄。只有那些拥有科学浪漫精神和冒险精神的人才会答应来这里做研究。后来,他讲述自己走访过的那些偏僻贫穷的小村庄,有很多人患有麻风病,但他没有离开,而是收集了资料,返回学校撰写毕业论文。在他的田野记忆中,河江的岩石山区没有苦难的概念,只有大片的百合花林,让他震撼不已,寸步难行。那一年,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写得非常出色。他收集的资料对民族语言学家进行民族语言分类有很大帮助。20世纪90年代末,他应邀前往美国,与著名民族语言学家保罗·本尼迪克特教授共事,为本尼迪克特所倡导的壮侗语系假说提供了资料支持。在传统的分类法中,侗语被认为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部分。直到遇见本尼迪克特,黄良才知道,他所收集的有关拉芝人的语言资料,有助于强化有关壮侗语系中南亚语和南岛语之间关系的科学假说。

黄良于1985年在历史学院国内培训项目下,成为第一位提交民族学博士论文的人。他的博士论文“Muong Tac(Phu Yen - Son La)的泰式毯子图案)以泰毯纹饰为物证,探寻了东山文化时期泰族与越南芒语族居民之间的原始联系。尽管其科学依据仍存在诸多争议,但他的论文开辟了通过纹饰数据研究族群历史关系的新研究方向。他后来通过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科学论文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研究方向,并认为语言数据和古代地名在历史民族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满怀热情地探索民族历史关系的同时,黄良也渴望为增进对泰国人民的了解贡献力量。他负责该大学的泰国研究项目,发表了许多关于泰国人以及泰越芒族和泰孟高棉族关系的研究成果。他在该领域的研究促成了关于岱考族本土起源的假说。多年来,他与玛希隆大学的泰国学者合作,编纂了该地区的泰语词典。2009年,黄良参加了在中国云南大学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CUAES)大会。在会上,黄良通过谱系数据和定性信息,就泰国人和克木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提交了一份科学报告。会后,他前往被认为是泰国人起源地的西松班纳进行实地考察。尽管已年过花甲,他依然渴望翻山越岭,涉水过溪,乘船渡过湄公河,前往云南傣族人的偏远村落,仿佛回到家一般。在参加孟拉泼水节后,他对云南的泰国文化认同和民族旅游问题尤为感兴趣。可见,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为创造和传播大量关于越南傣族及其与该地区其他民族关系的新知识做出了贡献。现在对他的研究成果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他研究中提出的关于民族历史的假设无疑为科学家们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宝贵的信息来源。

退休前,黄良告诉我,他计划写一本书,总结自己的科研生涯。他计划把这本书命名为“通往西北的路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回国,他想也没想地说:无论他做什么研究,西北是他出生的摇篮,是他成长的地方,在他的科学家生涯中,他一直想着它,探索着它。那里有美丽的村庄,雄伟的山脉,多元的文化,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人民的温柔而温暖。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我都会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今天看来,如果他珍爱的这本书能早日出版,他的梦想就几乎实现了。不过没关系,它一定会印出来,让亲戚、朋友、同事、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拿着它,更了解他,了解他想要传授的知识。

在结束对他的怀念之前,我想再说说他生前常说的“金稻之梦”的故事。

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一位怀揣荣华富贵梦想的年轻人,他努力应考,却功亏一篑。归途中,他在一家餐馆歇脚。一位老人听了他的故事后,借给他一个枕头让他休息。熟睡中,年轻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生活优渥,妻子美貌,儿女聪慧,中了状元,被任命为宰相。正当他声名鹊起之时,却被人诬陷谋反被捕。入狱前,他对妻子说:“你想想,以前我还衣着朴素,在街上流浪,虽然穷困潦倒,但生活自由,吃得饱、睡得香。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后来,他被平反复职,却不再渴望功名利禄,想退隐江湖却无力回天,最终悲伤而死。就在这时,梦境消失了,年轻人从梦中醒来,睁开眼睛,看到那锅刚煮好的小米旁边,一切现实依旧如初。他突然惊呼:原来只是一场梦啊!

据说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唐代传奇小说《Trung Ky 法官”的故事虽然简单,却试图以道家和佛教虚无主义的哲学来深刻阐释人生的意义。在道家和佛教的哲学中,每个人的人生都如同一场梦。人活在世间,常常为了名利而竞争、挣扎。但这一切荣华富贵,或是苦难,最终都变得毫无意义,如同一场食梦。

黄良,您已归于虚无,但您对科学、对生命的贡献,永远不会像黄良的梦想一样消失。我相信,您永远会像西北山林里一股清凉的溪流,在艰难的人生中,为下一代注入新的生命,为人间带来信仰、爱与知识的光芒。

写于2月13日晚河内

作者:阮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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