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语中，“神话”（Mythos）一词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一方面，我们将其置于超自然的层面，超越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日常用语中发现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一个神话”，至少在日常德语中，这是一句常见的说法。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理解这个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灰色地带。
一般来说，我们把神话理解为故事，或者用一个新的德语关键词来说，是“叙事”。在我们的书中，我们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理解神话和叙事，这种理解可以用以下段落来描述：
这本书探讨的是故事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它们。“故事”一词含义广泛：既有脱离现实体验、将我们带入奇幻想象世界的故事，也有与现实紧密相连、试图塑造现实的故事。这些故事通常被称为叙事。它们可以非常不同：长篇故事，有时结构像史诗，而短篇故事则被浓缩在格言甚至暗语中。
当我们使用“叙事”一词时，我们指的是那些有可能在集体和个人层面创造意义和身份认同的故事。它们传达价值观、情感，并促进公民参与。它们有助于削弱或消除专制治理形式，但也能支持甚至强化它们。它们既包含真相，也包含虚构，甚至可以既是事实，又是虚构。
Jörg Wischermann博士
这些叙事塑造了一个国家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形象，并有助于创造现实。人们几乎了解并能够相信叙事能够描述现实。
因此，至少我们所谓的现实总是被叙事塑造，也总是包含叙事，叙事也总是包含现实。叙事与现实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同时也可能彼此深刻矛盾。
上述摘录清晰地表明，在我们的理解中，神话是复杂的，甚至明显自相矛盾的。然而，这些矛盾也赋予了神话以吸引力，因为它们能够消解对立面，将不同的意义揉合成一个看似统一的整体。因此，神话能够消解看似神秘的事物，并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坚实的叙事框架。
《越南：神话与现实》新书推介会3月21日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举行，德国和越南科学家参加了此次推介会。
神话具有模棱两可性，由于其功能多样，我们可以用社会学术语“多价”来描述它们。“政治神话”尤其如此。我们所见的关于越南政治神话的所有分析，以及许多其他作者的研究，都与克劳斯·莱格维（Claus Leggewie）的以下定义高度一致：
“政治神话是一种叙事，通过这种叙事，可以创造一种共同的身份，形成一种‘归属感’，并在群体内部的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之间得到隐性认可。
从社会学角度看，神话在包括国家在内的大型社会群体中创造了集体意识和记忆，从而创造了超越领土和空间界限的内部团结和历史延续性。
范光明校长教授在新书发布会上与科学家交谈
政治神话并非关于是但对于应该是在一个社群内，从而创造可信度，进而创造合法性。政治神话总是包含虚构与现实、历史与预言、过去与现在的元素。因此，它们既真实又虚假。
在欧洲思想史上，从柏拉图到启蒙运动，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及以后的“批判理论”时期，人们极其热衷于揭露和化解神话，寻找其背后的真相和现实。
在我们的书中，我们并不依赖如此深厚的哲学基础。正如克劳斯·莱格维所言，我们认为政治神话既真亦假，因为我们认为，将本质上相互依存的进程割裂开来是适得其反的。我们专注于对重要神话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并考察其功能。因此，我们认为所有研究人员都应该探讨以下关于政治神话的问题：
- 相关的神话由什么组成，其核心内容是什么？
——这个传说是怎么来的？
- 可验证的数据和有关该神话的说法之间有什么矛盾？
- 这一政治神话如何有助于巩固和合法化统治阶级的统治？
- 传奇人物能够对统治作出反应吗？
——为什么这个传说如此吸引人？
我们对越南的此类政治神话进行了研究，越南在地理位置上与德国相距遥远，其历史和文化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尽管存在这些地理和历史因素，越南与德国的关系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仍发展至历史最高水平。或许，在东亚（南亚）没有哪个国家对德国如此重要。这促使我们探索哪怕是最极端的可能性，打破刻板印象，从而塑造一个比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更丰富、也更矛盾的“越南与越南人”形象。我们的作品集将强调一个更独特的视角。
然而，仅凭这本书，我们若想构建一个新的视角，或者至少是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越南，其意义仍显不足。我们希望通过分析越南在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政治神话，揭示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治神话的本质和功能。正是对这两个乍一看截然不同的世界进行比较，才能帮助我们更清晰、更敏锐地分析一切。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们尝试得出一些结论，并指出德国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的相应问题。
在此背景下，我们并非着眼于相似之处，而是鼓励探索相似之处和差异之处，例如，我们将德国的“经济奇迹”（1947/48年）与“革新开放”政策实施后的越南经济奇迹（1986年）进行比较。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就会发现这两个奇迹都有一些共同之处。
如果我们以亚当·福德 (Adam Forde) 对“1986 年党代会神话”的分析作为本书的起点，考虑他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越南经济和社会“自我现代化”形式的论点，并最终得出结论，即政治战略和措施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越南经济奇迹”的成功关系不大，那么很明显，我们需要立即将越南最近的经济奇迹（似乎是由第六次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启的）与德国 1947-48 年货币改革的神话进行比较，认为德国经济奇迹的起源。
我们同意福德的观点，他认为，要找到德国和越南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原因”，不仅需要关注一些政治事件和措施，例如货币改革或党代会。还必须关注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众多行为主体与这些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内部的互动，将其视为“奇迹”的“原因”。
在此背景下，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货币改革是经济奇迹成因的神话似乎阻碍了现有经济政治秩序以及新旧精英阶层的根本性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货币改革的神话阻碍了一个全新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秩序的出现。对越南来说，可以说，六大神话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从而巩固现有的政治秩序。此外，这一神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经济和政治领导人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本书中，我们还探讨了一个非常流行的政治神话，它直到去年在纪念1968年“事件”5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才被提及。我想在此谈谈1965年至1975年期间德国“声援越南人”的神话。在分析这个神话时，我建议我们不要将它以及当时的国际主义视为强者与弱者之间“革命性的”、一致的、自愿的团结。不谋取任何个人利益。
我认为，学生以及那些在六七十年代向胡志明致敬、高呼他的名字、声援“越南抵抗运动”的人，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初的国际主义和团结主要面向德国的社会变革，因此具有衍生性。
一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走上街头抗议的越南学生也曾提出越南团结只是一种衍生品的观点。在1979年，代表绿党的德国前议员迪特里希·韦策尔（Dietrich Wetzel）、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前法国和德国学生领袖，后代表绿党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现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顾问）和约施拉·菲舍尔（Joschla Fischer，后为绿党成员，曾任黑森州环境部长和联邦外交部长，后为美国客座教授）的对话中，迪特里希·韦策尔评论道：
“国际主义……具有引导性，因而也具有衍生性。如果其他国家存在斗争，那么同情这些斗争对我们来说就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意味着，也暗示着，我们正在与一个国家进行斗争肯定，当时支持和反对帝国主义（美国）的就是联邦德国；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那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Joschka Fischer 表示同意：
“我们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神话，并在头脑中创造和构建它们。”菲舍尔说，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另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梦想“都是‘一厢情愿’，我们被‘困住了’。”这显然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同情”，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成功斗争的同情，以及最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情。”
更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国际团结倡议”及其姊妹组织（例如“援助越南行动协会”）内部的团结也同样如此，这些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及以后在西德极受欢迎。在这里，越南人民斗争胜利的神话以及对他们的声援服务于各政党的利益，并最终服务于继北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之后，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改革的目标。我们不敢深入探讨上述思维的教条主义程度，只想利用它来激发社会活动。
无论如何，我想将本书的论点总结如下：对于1965年至1975年期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推行所谓“声援越南”运动的大多数人来说，越南是一个神话；而且，如同许多其他神话一样，它发挥着多种作用。或许最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带来了或多或少根本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种根本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正是社会运动的本质，而“声援越南”正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谓的第三世界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我想问一下，努力挖掘越南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故事汇编成一个连贯的越南民族叙事，这是否与德国为建设和塑造“德国模范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做出的更加碎片化和缺乏热情的努力相似？
我们也知道，上述超越国界的观点或许有些武断，容易引发矛盾。但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思考，而不是故弄玄虚。
作者：Jörg Wischermann/Gerhard Will著。译者：Tran Mi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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