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老师裴峰

作者阮天南（左）和副教授裴峰。

第一次会议

1981年初，在越南语系为年轻教师开设的第一堂英语课上，我遇到了黄仲丕教授。当时，我们18位新毕业的教师，都是由系主任黄仲丕教授亲自从河内大学文学院第21届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目的是让我们为在柬埔寨战场教授越南语做好准备。黄仲丕教授是一位极具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他提议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部资助我们这批年轻教师参加为期一年的英语培训项目，而不是高棉语培训。

首批受邀教授这门英语课的三位老师分别是：越南语系教师裴峰先生；前四党军事委员会翻译黎俊先生；以及陈文先生。

在B7 bis栋四楼礼堂举行的首届开幕式上，Phiến先生向我们介绍了Bùi Phụng先生和Lê Tuấn先生。谈到Phụng先生时，Phiến先生说：“Phụng先生是当今越南英语界的‘中流砥柱’之一，我再说一遍，他是当今越南英语界的‘中流砥柱’之一。” Phụng先生笑了，那笑声我以前可能从未听过，洪亮、爽朗，而且无比自信。他的健壮体格也让我们感到惊讶；当时越南人普遍偏瘦，但Phụng先生却是个例外，他身材高大魁梧，像个西方人。令我惊讶的另一点是，这位裴峰先生实际上就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中读到的那位裴峰先生，当时他署名两位译者：裴峰和裴义。后来才知道，裴义是裴峰先生的叔叔，而裴峰先生翻译莎士比亚时年仅18岁。

开场白过后，课堂稍作休息，然后继续上课。冯老师问：“有人会说英语吗？”同学们都指着我，因为我大学学过英语，能读懂一些专业文件。但我说：“我不会说。”他说：“你就说吧。”我记得当时我用浓重的越南口音说：“我很想说英语，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他说：“嗯，听起来像英语。”

如何说英语

1981年的时候，学英语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我们没有课本，只能抄老师自己编的一本书。黎俊老师用的是他自己编的一本书，范老师用的是武达林写的自学英语书。直到跟冯老师学英语，我才真正明白该如何开始学英语口语。他告诉我们从最简单的事情入手，比如日常琐事，每天写一点，然后练习说这些简单的东西。他的英语好得令人惊叹；每次听到他跟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说英语，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他说：“你们得早点开始学外语。现在太晚了，很难精通。”我问：“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谁教您的？”他回答说：“那说来话长。”我问：“但你从未出过国，而且是自学的，怎么能说这么多不同的口音——英语、澳大利亚口音、美国口音等等？”他笑着引用了《金云翘传》中的一句话：“爱好亦需勤奋。”他不仅精通英语和法语，还巧妙地运用俄语和汉语来教授越南语。尽管外表看似浪漫，但他的语言天赋却出奇地高超，而且勤奋刻苦。他亲手编写了数万页的词典、英语教材，以及数十部小说的译本。所有这些都是用钢笔，后来改用圆珠笔完成的。他以及他那一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文化知识，是后世永远无法企及的。

大约九个月后，我们结束了课程，准备前往柬埔寨。每次从柬埔寨回来，我都会去看望我的老师，也通过他认识了很多热爱英语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83年冬天，我回家过春节，邀请老师去李国师餐厅吃饭（当时河内只有四家这样的餐厅）。我们正聊着天，一群来自远洋轮船的水手来到我们桌边，向老师问好，说：“我们去过很多国家，经常用您的字典。今天能见到您，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想送您几包555香烟。”当时555香烟很贵。老师说：“太好了，我回去就给郑（我的大儿子）。”

1986年，我回到河内待了一年多。当时我的教授邀请我加入一个编写外国人越南语教材的小组（通常被称为K教材，主要面向当时柬埔寨的越南语教学和学习需求）。那时，我的教授受学院、大学和教育部委托担任这本教材的主编。正是在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他对这项工作的执着。短短三个月，我们小组就完成了两卷，而直接参与编写的只有三个人：武文氏先生、阮氏顺女士和我。那段时间，我还担任学院青年团的书记，我们为青年团组织了一门英语课。一些资深成员热情参与，例如碧清女士和范俊科先生……我们还邀请了我的教授来授课。除了他之外，我们还邀请了阮国雄教授、武玉慈教授以及三位以越南语为母语的志愿者学生来帮忙。那是青年团的英语班，之所以理想，是因为它拥有当时最好的英语老师。我亲自组织了课程，邀请了一位老师教翻译，洪老师教听力，杜老师教语法和口语，还有三位外国学生教口语。这门课每周上五次，每次下午。

一个口才出众的人。

无论冯教授坐在哪里，人们常常都会被他的幽默和对局势的掌控逗得哈哈大笑。阮来教授曾在我们面前对他说：“您总是那么迷人。”冯教授的一些话，起初让人发笑，但细细品味后却又令人深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例如，他教英语时常说：“我是一名教师。教师就是教师。”退休后，他制作了一张名片，上面只有两句话：

裴峰，
退休教师。

老师说：“作为一个人，当你退休时，你的名片上应该写着……”退休教师“这就足够了。”最近，我拜访越南语组第一任组长石江先生时，他谈到冯先生时说：“裴冯先生是一种人生哲学。”

成为部门主管

1990年，丁文德教授任期届满，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部实行校长和学院院长直接选举政策，选举结果在选举中公布。当时正值“革新”运动的高潮，高校校长和学院院长的选举同样令人激动。虽然他不是党员，但我们学院的年轻教师们希望他能担任院长，带来新的氛围。最初有四位候选人，最终他当选了院长。我记得选举前一天，我问他一个问题：“你不是党员，打算如何处理与党支部的关系，如何领导我们单位？”我建议他直接说：“是党为我铺平了道路。”第二天，当被问及类似问题时，他回答说：“我不是党员，但我认同党的领导，党为我铺平了道路。如果我是系主任，我仍然会服从党的领导，推进越南语系的发展。”

在他担任系主任的那些年里，我曾在日本留学。后来，他从行政岗位退休后，我偶尔会邀请他出去喝几杯，听他讲述那些充满洞见又引人入胜的故事。每当他出版新书，他都会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出去喝一杯，我还能带一本回家。我家书架上有一整层专门摆放他送我的书。每本书上都有他的签名和一句简短的引言。有时，引言的内容是这样的：送给南的礼物，言语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有时：送给南的礼物，秋天带来喜悦。有时：谨以此献给天南，唤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怀念；有时：谨以此献给阮天南，“让我们一起驱散岁月的悲伤”……但也有一次，在他退休后，由于一些误会，他在送给我的一本书里写了一句话：“上天让我们拥有了今天。”那天，在我解释得更清楚之后，老师似乎放松多了。

当我的老师得知妻子顺女士因脑瘤去世的噩耗时，发生了一件趣事。那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便去了他家。他让我帮忙在河内电视台刊登一则唁电。他说他已经请香女士（他的一位熟人）联系当时的电视台副台长陶光贴先生，让他尽快刊登。我到电视台见到陶光贴先生后，告诉他老师通过香女士提出的请求。他说道：“好的，别担心，我马上处理。”然后他叫来工作人员通知相关部门：“我们需要立即帮忙，因为顺女士是我的朋友裴峰先生的妻子，裴峰先生是一位上校，也是一位历史学博士。”我差点笑出声来（实际上，我的老师从未服过兵役，也不是历史学博士，但河内电视台副台长为了强调此事的重要性，以便让工作人员立即采取行动，所以才加上了他的头衔和学术职称）。后来，当我把这件事告诉老师时，他说：“这个道光帖先生真是了不起。”

越英词典封面

对英语在越南的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曾几何时，我的教授只有一本厚厚的越英词典，由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他又多次修订，使其内容越来越丰富。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任何想认真学习英语的越南人都拥有这本词典。它几乎出现在越南国内外所有知识分子的书架上。1988年，我遇到一位美国人，他曾是越战老兵，在柬埔寨一家慈善机构工作。他正在编纂一本高棉语-越南语-英语词典，并请我帮忙校对。他给我看了一本裴峰（Bui Phung）的越英词典，这本词典在香港出版（当时被认为侵犯了版权），他以这本词典为基础编写了越英部分。回到河内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教授，他非常高兴，说：“瞧，我的书在国外出版了！”后来，他为越南英语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荣获“越南-英语词典第一版（2000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

他第一次出国是去夏威夷教越南语。第二次是应邀前往伦敦，表彰他对英语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伦敦，他与儿时好友杜文先生重逢，当时杜文先生在BBC越南语部工作。回到越南后，他经常谈起这次旅行以及与杜文先生的谈话。

意外离职

我在国际关系部工作期间，偶尔会和他一起出去喝酒。有一天，我多次尝试联系他，但都联系不上。几天后，他的第二任妻子夏女士打电话告诉我，他被紧急送往越德医院急诊室，正在接受心脏手术。我赶紧赶到那里；手术已经结束，他正在术后恢复室。我只见到了夏女士和他的长子郑先生。

几天后，2007年9月1日中午，我收到冯教授的女儿杜英发来的短信，告知我冯教授去世的消息。回想起来，我发现杜英给我打了好几个未接来电。我立即赶往梅鹤德街75号。冯教授的家人已经聚在一起，做好了一切准备：葬礼将于9月3日在文田公墓举行。我通知了学院和大学。那天是公共假期，很多人都不在河内。冯教授的离世令人猝不及防。冯教授的同班同学，河内大学首届毕业生杜清教授，曾与冯教授在越南语系（后来的越南语学院）共事直至退休，他为这位朋友写了几首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像奔腾的瀑布一样生活。
像河流一样悄无声息地死去……
……………………
那本字典好厚啊！
还有谁脸皮更厚吗？

他去世已经七年了。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时间过得真快啊！

2013年9月1日 – 2014年9月1日